灾后青少年抑郁的影响因素

   灾难发生后，个体不仅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创伤后应激症状，抑郁症状也是灾后个体经常出现的身心反应之一。抑郁也是导致其他生理疾病和健康问题的风险性因素。心理咨询中心表示，有研究表明，创伤后应激障碍与抑郁有共病性。也有研究者认为，这两者是有显着差异的。曹（Cao，2015）总结了灾后四种类型的创伤反应：一是没有什么症状；二是抑郁为主的症状；三是创伤后应激障碍为主的症状；四是创伤后应激障碍与抑郁同时存在。与创伤后应激障碍有所不同的是，报告抑郁的个体普遍存在躯体化症状和人际关系问题。对于灾后抑郁的研究已经持续了20多年，相关的研究表明，无论是对成人还是儿童来说，抑郁的发生都有滞后效应。灾难发生后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后都有可能出现抑郁。了解灾后抑郁的决定因素有助于找到针对性的干预方法，减轻抑郁症状，促进心理康复。本节为本教研小编对灾后儿童和青少年抑郁的发生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梳理与总结。
 

 

    一、人口统计学变量与抑郁的关系

    就抑郁的发生率而言，不同灾难的影响各有不同。唐（Tang，2010）和他的同事对自然灾难后抑郁的发生率和风险性因素进行了元分析。结果表明，灾难发生后，成人抑郁的发生率为5.8%一54%不等，而儿童的抑郁发生率则为7.5%-44.8%不等。相对而言，青少年抑郁的比率远高于其他年龄段的群体。例如，希腊地震后2个星期，青少年（男性平均年龄=18.25岁，女性平均年龄=17.23岁）抑郁检出率为69%，而波多黎各飓风18个月后，儿童（4-17岁）的抑郁发生率为4%。一般来说，儿童抑郁的检出率高低与评估时间有关。3个月之内的检出率明显高于3个月之后的数字。

    例如，2008年古斯塔夫（Gustav）飓风后1个月，32%的儿童（7-12岁）有抑郁的情况出现。土耳其地震后2个月，迁居儿童（平均年龄=15.51岁）的抑郁检出率为10%。而2004年泰国海啸后2个月，迁居儿童（7-14岁）的抑郁检出率为13%。相比而言，海啸发生后1年，只有6%的儿童（9-10岁）报告有明显的抑郁症状。具体而言，对于年龄与抑郁症状的关系，目前的研究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有些研究发现，年龄小的儿童会出现更严重的抑郁症状。而另一些研究发现，年龄大的儿童，其抑郁症状更严重。就性别与抑郁的关系而言，诸多研究发现，女性与更高水平的抑郁相关。同时也有少部分研究发现，男性与抑郁症状高度相关。另外还有研究发现，性别与抑郁症状没有显着相关。也有研究者认为，性别与年龄对于抑郁症状有交互影响。女性是儿童灾后出现抑郁症状的主要风险因素之一。然而，唐等人的元分析研究却发现，灾后儿童群体的抑郁发生率没有显着的性别差异。他的解释是性别相关的特征在儿童时期还没有完全展现出来。

    就人口统计学变量来说，女性、低教育水平、未婚、有宗教信仰以及有过创伤经验的个体，其抑郁的发生率相对较高。灾难过后，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出现抑郁。之前的研究也表明，女性对于威胁更加敏感，较少使用有效的应对策略，同时对于灾难的解释更为负面。另外，女性对于压力更加敏感，他们的压力管理能力会比男性更低一些。教育水平会影响个体的经济资源、收入、社会地位、社会网络和健康行为等。因此，教育水平高的个体因为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更有可能使用好的应对方法，从而降低抑郁产生的可能性。同时，有宗教信仰的人比没有信仰的人精神状态更差。这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自然灾难是上帝的惩罚，导致他们会有负性的感受，如罪恶感和抑郁等。另外，婚姻对于抑郁也有显着影响，结婚的个体在灾难中受到的伤害比未婚、丧偶和离婚的个体要少。这可能是由他们的社会支持和相对应的风险决定的。

    二、灾难暴露程度对抑郁的影响

    很多研究表明，灾难暴露程度与抑郁症状显着相关。灾难暴露程度包括：受伤；亲历灾难；失去家庭成员或爱人；知道有人受伤或生病；感到生命受到威胁；家庭财产受到破坏或损失。无论是对儿童还是成人而言，感受到恐惧、受伤和哀伤都是抑郁发生的风险因素。恐惧的感受并不会直接作用于抑郁，而是受到自然灾难的主观体验和个性的中介影响。受伤的程度决定抑郁的程度。自然灾难会给人带来较重的伤害，因此可能会导致个体的残疾。这会显着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从而导致抑郁。还有一些研究发现，身体上的受伤会影响个体的情绪和行为健康，这也会导致抑郁的发生。最后，亲人丧失与抑郁高度相关，尤其是对儿童而言，早年的亲人丧失会对之后的心理健康产生负性的影响。另外，儿童在灾难中被困、目睹别人受伤或死亡，也会导致抑郁。在灾难中被困，会留下创伤性记忆，导致抑郁的产生。

    同时，灾难后失去工作、财产受损和房屋损毁也会导致抑郁。

    没有工作的人意味着失去了资源，不能够照顾自己的家人，而财产和房屋损失对于成人的抑郁也会产生影响（Cerda等，2013）。

    科恩（Cohen，2016）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与灾难相关的压力源相比，个体特征更加能够预测青少年和成人的抑郁结果。例如，灾后社会支持和过往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能够显着预测青少年和成人的抑郁状况。同时，过去的创伤史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对于青少年抑郁的预测力更强。相对而言，财产损失只能预测成人的抑郁状况，而且预测力较低。特蕾西（Tracy，2011）等对此作出解释，认为创伤后应激障碍与灾难的事实层面更加相关，如在地震中被困；而抑郁与灾后的压力源更为相关，如搬迁等。然而，像财产损失这样的灾后压力源对青少年没有太大的影响，而对成人的影响也相对较弱。可以推测，灾后搬迁这样的压力源只有通过影响个体的社会支持，即激发个体层面的因素，才能预测抑郁。

    另外，创伤史和灾难前的精神健康状况对于青少年的抑郁预测力更强。现有研究也认为，与其他年龄段的个体相比，青少年在经历灾难后会出现更多的情绪问题。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青少年这一阶段本身就是抑郁爆发的关键期，这一年龄段的个体更容易出现认知偏差。最近的研究也得出一个结论，认为反刍（rumination）这样的认知过程对青少年尤为有害。因此，创伤史和灾难前的精神健康状况能够显着预测青少年的抑郁程度，因为与灾难相关的压力源会引发青少年对过去的负性认知。因此，对于青少年的抑郁方面的筛查，不仅要看其心理症状，还需要考虑其社会支持系统、创伤史和过去的创伤性应激障碍状况。